此法尽管方便可行，但也有弊端。因它缺乏跨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公平性。一方面，翻译西方的量表不一定能传递西方文化的完整意义；另一方面，特定文化背景下某一国家独有的人格结构得不到体现。伯瑞（Berry）1980年认为，跨文化研究必须考虑3种等值——功能上、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等值，而强加共性方法不能恰当地处理这三种等值。
（二）跨文化的研究
在人格的跨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要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格结构的独特性，基本的方法是借鉴“大五”模型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在对当地语言词汇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特定文化下的人格维度和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维度，并编制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近几年，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已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
1995年在印度，奈伦南（Narayanan）等用两种特性研究取向：定量的自由描述方法和定性的关键事件技术，以考察印度本土化的人格维度。两种方法均获得了西方的大五因素相似的结果。这一结论支持了大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普遍性。研究还发现印度的人格维度与大五因素在因素大小和排序上存在的差异，印度的人格维度中最大的因素是宜人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其余3个维度的特质描述词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