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域被山海关阻隔，相对闭塞、荒寒、贫穷、落后，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外来的苏俄文化以及“胡子”情结、绿林文化混搭成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性格，这方土地上的人们既质朴又开放，既真诚又狡黠，雄强彪悍，尚武少文，敢于冒险，好勇斗狠。对中原人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在关外民间很多人信奉萨满教，并不受儒道思想的束缚。东北民间教育孩子信奉“培养贼子使人怕，不养呆子使人骂”“养儿要强，栽树要梁；丫头要浪，小子要闯”，看似野蛮的东北却勃发着蓬勃的原始生命力。当外敌入侵时，是东北人不怕流血、不畏艰难，打响了抗战第一枪，用生命呐喊抗争吼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先声。罗烽流亡到内地以后，生活窘迫，曾与萧军、萧红夫妇同住一个屋檐下。十里洋场的繁华没有摧毁罗烽这个意志如钢的东北人的文化自信，经济上的困境也没能阻挡这个东北作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问题上的自觉和自信，是一股无穷的力量。罗烽通过周扬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加入左联，与妻子白朗以及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一起办刊物、写文章。1936年，东北流亡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这一年，上海的《中流》《作家》《光明》《海燕》《文学界》等文艺期刊较集中地刊载萧军、罗烽、萧红、舒群、白朗等人的作品，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出版了《东北作家近作集》。他们的作品充满浓烈的抗日爱国精神，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东北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英勇斗争”。茅盾先生曾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很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东北作家”。这一评价一点也不夸张，是时代将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迅速推上文坛并使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