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天前，郑小琳一家就开始清理旧物。1949年以前的书籍、报刊是清理的重点。只要发现可能被视为“封、资、修”的东西，他们通通当废纸卖了。父亲有不少外文原版书，主要是科技方面的，和政治不沾边，郑小琳认为它们不会招来麻烦，想把它们留下，但父亲沉着脸一挥手，还是打上捆卖给了收废品的。“那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要说是‘资’还不容易？再说，留着又有什么用，以后哪用得着这些书！”
但郑小琳不久就意识到那样的清理太不彻底，留下了太多的后患。
郑小琳决定立刻把上次舍不得处理的那些旧物重新检查一遍，她本想独自来完成这桩大事，但不让父亲参加是不行的。母亲胆子小，她先找个理由打发她去睡觉。上一次，一些1949年前的进步期刊他们舍不得丢，他们认为还有纪念意义。这一次他们决心忍痛割爱。他们不能不想：谁知道那些旧杂志上有没有反动内容呢？来不及一页一页地查看，只得干脆处理了。很快清理出一大堆。他们打算仍然像上次一样把它们两分钱一斤全部卖给收废报刊的，简单、利索，但郑小琳林马上就觉得不妥。她在街上目睹的一个情景太可怕了，那情景告诉她，一时的疏忽就可能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事情是这样的：有红卫兵从废品站发现了几本抗战时期的旧刊物，上面有蒋介石的照片，有宋美龄在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的照片，于是找到收购那批旧报刊的小贩，追问它们来自何处。红卫兵很快就找到了卖旧报刊的人，是一家小工厂的会计，再一查，他还有点历史问题，于是，他和他的妻子立刻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卫兵们还搬来一张大方桌放到他家门口的路边，让他俩双双跪在桌子上，命令他们不断地说：“我是反革命分子，我罪大恶极，我向毛主席请罪；我是反革命分子，我罪大恶极，我向毛主席请罪。”郑小琳那天刚好路过，目睹了那个场面，看到那对夫妇头发蓬乱，满脸血污跪在方桌上，站在一旁的两个红卫兵还不时用皮带狠狠抽打他们，他们不住惨叫。见到这场景，郑小琳转身就走。回家后她没敢把刚才见到的血腥的一幕告诉父母，但那个场景当晚几乎不停地出现在她梦里，折磨着她……一想到这里，郑小琳很快否定了先前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