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大胆暗示说，姨婆也许是庸人自扰，还说她相信那头驴正在干驮沙石之类的活儿，没工夫跑来践踏草地，但姨婆根本不听。
虽然姨婆的房间位于很高的楼层—究竟是因为她为了省钱宁愿多走几道石头楼梯，还是这样离楼顶的便门更近，我不得而知—但呈上来的夜宵相当丰盛，而且都热乎乎的，其中有一只烤鸡、一份牛排，还有一些蔬菜，全都美味可口，我大快朵颐了一番。但姨婆对伦敦的饮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吃得很少。
“我猜，这只倒霉的鸡是在地窖里孵出来、在地窖里养大的，”姨婆说，“除了在出租马车站那会儿，从没呼吸过一口新鲜空气。我希望这牛排真是牛肉，但我不信。依我看，这地方除了泥巴，没一样东西是真货。”
“你认为这只鸡不是从乡下来的吗，姨婆？”我提醒道。
“当然不是，”姨婆答道，“伦敦的商人要是不干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心里就不舒服。”
我没敢反驳她的这一观点，但我美美地享用了夜宵，姨婆见状非常满意。餐桌收拾干净后，珍妮特帮她绾起头发，戴上睡帽—这顶睡帽的构造比平常更巧妙，姨婆说这是“为了防火”—把她的睡衣下摆卷到膝盖上，这些都是她就睡前取暖的常规准备。然后，根据决不允许有丝毫变动的既定规矩，我给她调了一杯热腾腾的掺水的白葡萄酒，将一块烤面包切成长长的薄片。然后珍妮特就离开了，留下我和姨婆在这些东西的陪伴下，消磨剩下的夜晚。姨婆坐在我对面，啜着掺水的白葡萄酒，吃着逐一在酒里泡过的烤面包片，从睡帽边缘下慈祥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