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的中外贸易的特点有所不同。除了上文所述厦门一口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人口贩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宁波对外贸易额一直不大，地位较低。福州在开埠10年间对外贸易额也很小，但以其临近武夷山茶区，自1853年后，逐渐发展成茶叶出口重要口岸。广州和上海则是五口之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口岸。该两口的对外贸易地位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开埠的头10年间，即至1852年，广州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均处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上海则以其毗邻长江下游富庶繁华的江浙地区，辐射中国中部内陆腹地的优势，在开埠后，对外贸易得到很快发展，不论是非法的鸦片走私贸易，还是“合法”的中外商品贸易，在广州呈逐年下降趋势的同时，其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在全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呈迅猛上升之势，并最终于1853年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在这一过程中，中外贸易的中心也逐步由广州北移至上海。这一点也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
随着五口开放后中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受到巨大冲击。英、美等国廉价棉织品在中国的大规模倾销，使中国原有的利用手纺车和手织机纺织的土布丧失了市场，从五口至内地，当时的中国逐渐接受并习惯购买“价廉物美”的洋布，进而严重打击了中国的纺织手工业，摧毁了传统的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态；而英、美等国对中国丝、茶等农产品的大规模购运出口，也更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国内缫丝业和植茶叶的生产，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起到了瓦解作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开始艰难地向近代商品经济社会迈进。这一点堪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之最为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