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政党数量虽多，犹如雨后春笋，林立海内，令人眼花缭乱，然其实际大率为利益所驱动，而非主义与信仰的结合。如后来研究者所论，民初政党的特色是：（1）党员跨党较多；（2）党纲不过是空洞的招牌；（3）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此诚为平和之论。细究民初各党之政纲，几难以分别其间之重要差别，满目所见，无非统一、和平、自由、进步等字眼，而且政纲表述日渐虚化，语意含混，解释各异，难以付诸实践。更有许多党派全无政纲可言，只要有人提议，即可结合成党，追名逐利，寡廉鲜耻。正因为组党出自利益而非出自信仰与政见，故各党党员自下而上跨党者甚众，一身而兼数党党员者并不鲜见，“朝进党而暮脱党，暮进党又朝脱党，朝秦暮楚，一人一日数变，恬不为怪，党德政德荡然无存”。即便党魁亦如此。在民初政坛甚为活跃的吴景濂，便一身而兼有统一共和党、民社、统一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党等数党党籍，甚至如国民党和共和党这样的对立党，亦有不少互相跨党党员，可见民初之政党自身即无政治定见，其党员也无何政治操守可言。再者，这些党派的成员不少为官僚、政客、闻人及有身家者，缺乏群众基层，不过是政客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而已。正因为民初党派自政纲政策到组成成分均与普通民众无甚关联，因此民众对这些党派的兴衰命运也淡薄不问。当政治环境变化之后，在袁世凯政府的高压之下，这些党派毫无抵抗的能力，很快星散四方，销声匿迹，其衰之速与其起之勃同样令后人感叹，西式政党政治的民主实验真正成了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