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发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腐败，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
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站在立宪党人的一边，但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以同情和赞助。早在1907年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时，黄兴和赵声二人于事前曾秘密去广西访问蔡锷。 等他到云南就职时，正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陆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