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两宋时期还有不少散文经典之作。北宋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也非常具有文学价值。南宋时期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论文，在上书言事的过程中显现出极高的散文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发展，儒者讲学、文人立说也呈现一派兴旺气象，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朱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文章长于说理，造诣匪浅。此外，两宋时期大量笔记杂文类作品的涌现，也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麈录》等。
元代以后，程朱理学被立为官方统治思想，重要的散文多为儒者之文，并且体现出了复古的倾向。明清确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之法，以《四书五经》为全部内容，并且在文体上有严苛的要求。“八股文”成为官方文体，也成为科考士子的功名富贵之所系，从而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不小成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文的弊端日渐显露，成为束缚文学创造力的僵化文体。在八股文之外，仍有众多作家坚持个性化的创作，继续推动着散文史的进程。
宋濂（1310—1381）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除此之外，宋濂还提倡“温柔敦厚”的文风，《送东阳马生序》为后人所传诵。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对人们思想和文学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又走上盲目效仿古人的道路。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万历年间，公安派也加入了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