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会由于节俭而变富，由于浪费而变穷，因而每个节俭者都可视为其国家的朋友，每个挥霍者则是其国家的敌人。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是会用来增加资本，因而这部分收入不会再投入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而会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即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显而易见，没有比这再正确的解释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讨论的问题与这有点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认为，浪费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赘述，应该加以比较的是贪财者和花钱者。葛德文先生所谓的贪财者同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相比，至少就他们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迥然不同的。节俭者把收入节省下来，增加资本，是为了赚更多钱，因而他或者亲自运用这种资本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或者借给他人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他由此而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因为财富当作资本使用要比当作收入使用，能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都不能调动。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也会想到，把供养劳动的钱锁起来，会带来某些危害。所以，他能够削弱这种反对论点的惟一方法，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能使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尽快到来，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平等状态，视其为我们的北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