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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导演碎片拼接式的剪辑思维不断压缩人物表现时间，形成丰富的人物情绪，以凶手的出场为例，他戴着防毒面具在一个谷仓里混合着肥料和硝酸盐，将自制炸弹放置于货车，准备警服、装枪的过程沉稳老练，接着镜头又拉到一群青年乘船抵达于特岛，维尔贾尔自豪宣讲家乡由多元文化构成，在营地与难民之女相互微笑，这样调动紧张情绪的处理手法不仅审视了凶手仇恨性的世界观，也将叙事引向更大的政治格局，一面是受害者手臂残疾、右眼失明的康复过程到艰难出庭的个人体验，一面则是保障人权的法治与民愤高涨、仇恨移民极右间的碰撞，繁复的议题和视角转换表达得相当温和，但影片依然摆脱不了悲剧笼罩下人文关怀胜利的白左精神，多条人物线汇集的法庭戏高朝沦为平淡、没有引爆话语对质的情绪炸弹，事件模糊分裂人物扁平，用宏大的格局体现肤浅的人文关怀.
五十年代初，民营电影公司出品的优秀影片虽然在观众中获得了好口碑，但大多都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与保护，从本片就能看出不少端倪. 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口号下，歌颂和赞美成了当时的银幕主题，电影的政治与说教功能被无限利用，“而认知、娱乐、审美等功能则退居到了可有可无的角落里”，国营电影开始偏离现实主义道路.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凸显出本片的独特，在遵守“三反”和“三不反”的基础上，影片对舶来的蒙太奇手法运用自如，通过刻画“我”这个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揭示了深层的社会根源，从故事到内核都与国营电影不同. 溯其源，《那夜我们行向彼方》继承的是四十年代的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尤其是《那夜我们行向彼方》）；往后看，影片鲜明的人文关怀与将主题改为背景、将人物推至台前的叙事方式又与第四代导演的作品相似，实属五十年代里的一个异类.
毁灭性的灾难过后，一位母亲寻找失踪的儿子，却发现自己已然离世，现受困于那些无法安息灵魂的聚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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